來杭州西湖看什么？“西湖十景”一定榜上有名。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點位：摩崖題刻。

12月15日，“湖山鐫永——杭州西湖歷代摩崖題刻拓本展”在浙江杭州開幕，現(xiàn)場展出拓本208件，完整展示自唐代以來西湖摩崖題刻的精華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摩崖題刻是指人們在天然石壁上摩刻的內(nèi)容，包括各類文字石刻、石刻造像等。

自唐宋以來，在杭州西湖周邊形成了上千處摩崖題刻。唐代題刻集中在天竺寺、定山風水洞等地，五代吳越題刻主要以造像記為主，宋代題刻集中在飛來峰、南屏山、煙霞嶺等地，元代的題刻多為造像記，明代題刻則以大字榜書為主。

能在西湖群山上題刻的都是些什么人？展覽負責人、浙江省博物館吳越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(籌)副主任魏祝挺說，這得分朝代來看。

目前在西湖群山上發(fā)現(xiàn)最早的題刻來自唐代，現(xiàn)存數(shù)量最多的是北宋。這一時期，題刻的大多是有官銜的文人，如北宋文學家蘇軾，杭州知州、司馬光之父司馬池。

吳越國和南宋時期，杭州是“天子腳下”，文人不敢隨意題字，現(xiàn)存的題刻就少。因為國王、皇帝會題刻，比如吳越國王錢镠的郊壇題名，以及宋高宗趙構在圣果寺題刻的楷體“忠實”二字等。

為何題寫“忠實”二字？魏祝挺推測，南宋在杭州定都后，圣果寺改成殿前司衙，是南宋禁苑，皇宮的服務機構尤其是御林軍，就駐扎在這里。趙構的“忠實”就是寫給御林軍看的。

到了清朝，康熙和乾隆的題刻最多，其中乾隆題刻的現(xiàn)存還有幾十處。

1699年，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。此時四海平定，康熙龍心大悅，為“西湖十景”題了名。后來，乾隆六下江南，每次都把他的詩刻在康熙題字的石碑背面，共計60首。

因一些歷史原因，現(xiàn)“西湖十景”碑中，只有“蘇堤春曉”和“曲院風荷”為康熙和乾隆御題真跡。此外，在杭州西湖邊的南屏山上，還有乾隆題刻的“入云”二字，以及題寫的《游小有天園登絕頂》一詩。

除了這些達官貴胄，魏祝挺說，普通人也有題刻的需求，但他們更多是請僧人造像。

如今，在旅游景點題刻，是不文明的現(xiàn)象，為何在古代反而是時髦，成為一種潮流？

魏祝挺表示，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。北宋崇文，文人墨客寄情于自然山水，每游覽一處便在山體上題刻，在當時這便是雅士風范，是值得追隨和提倡的。

后來時代更迭，這一風尚也流傳下來。對后人而言，這是一筆景觀財富，也是文化財富，不僅具有觀賞性，也是歷代文獻的補充。如唐代杭州刺史盧元輔在杭州飛來峰頂神尼舍利塔院留下的《游天竺寺》詩刻，可彌補《全唐詩》之闕。

宋哲宗元祐五年(1090年)農(nóng)歷三月初二這一天，蘇軾去西湖哪里玩了，學界也在研究。從南宋以來，人們一直認為，這一天蘇軾從州治去慈云嶺，再過龍華寺，游覽了大麥嶺，最后到達天竺寺和韜光寺。

但根據(jù)魏祝挺在浙江省博物館庫房找到的拓片，認定這一天蘇軾去了孤山智果院，而非天竺寺，推翻了800多年來人們對蘇軾游蹤“約定俗成”的說法。他推測，蘇軾去大麥嶺、天竺寺的那一天可能是同年的二月初二。

在很多人看來，關于蘇軾行蹤的研究，只能充當趣聞，但對于文學和歷史愛好者來說，他的行蹤研究已經(jīng)細致到了每一天。從歷史研究角度來看，北宋時期的官員從杭州州治的北門還是南門出發(fā)游湖，都值得考慮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西湖群山題刻就是極好的一個佐證。

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跡、文化古跡、人文底蘊，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。

今年是西湖免費開放20周年。在記者看來，西湖摩崖題刻是中國書法、詩詞文化的一個活化石，也是杭州西湖景觀發(fā)展史的實物見證，奠定的是后世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的格局。

但這一歷史文化景觀不僅要可觀賞、可研究，還要做好保護與利用，讓后人可懷古、可游覽。

一方面，要提升這批摩崖題刻文物保護等級。

據(jù)悉，在杭州，鮮少有“國保級”的摩崖題刻，有些甚至連文保點都不是。更嚴峻的事實是，這些題刻正變得越來越光滑，因為酸雨，它們消失的速度比歷代都要快。為摩崖題刻做防水保護，如修建排水溝、設置保護罩或是目前最簡單易行的方法。

另一方面，應該做好文旅融合的好文章。

摩崖題刻是古人游覽線路的體現(xiàn)，文旅部門可還原部分游覽線路，推出“跟著歷史名人游西湖”路線，讓當代的游客走白居易、蘇軾等走過的路，看他們賞過的景，這不僅是西湖文化歷史的活化，亦避免游客走馬觀花式旅游，讓他們深入了解杭州這座城市的底蘊，這也恰恰是文旅融合的體現(xià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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